原住民的分享文化常被引用為讚美原住民文化的例子,稱讚原住民能將食物與族人分享,稱讚原住民社會沒有乞丐,因為部落中會分享、會互相照顧。這樣的描述是沒錯啦,但是卻僅狹隘地理解了原住民的分享文化。為了讓社會更完整、全面地認識原住民的分享文化,甚至可作為當前社會學習的對象,茲舉排灣族為例,說明其傳統分享文化的意涵:
一般人以為排灣族的分享僅在食物與其他物質的層面,其實不然。排灣族傳統的分享文化包含分享食物、教養兒童、分享情緒、分享勞務等等。大家耳熟能詳的是獵肉的分享,或是婚禮與收穫祭禮肉的分享,但是更重要的是,食物的分享不僅限於打到獵物、舉行歲時祭儀或生命禮俗之時,而是在日常生活之中隨時會發生的,所以排灣族有一句話「排灣族社會沒有乞丐」來形容分享的美德。
分享的文化也表現在教養兒童的任務上,部落中若有嬰兒剛出生,族人前往道賀時會說:「感謝你為我們的部落生下一個健康的孩子」,這個孩子不只是屬於孩子的家族,同時也是全部落的孩子,所指的意思是說將來部落的人要一起教養這個孩子,為這個孩子的身體與心理健康、成長一起努力,一起分享孩子的教養責任與成就。孩子在全部落族人的照顧、監督與教育之下,自然不易產生偏差的行為,也不會淪為孤兒,相對地也讓孩子養成對部落中所有長輩的敬重,因為每一個都是他的父母與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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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十六年前筆者開始接觸排灣族的部落與文化時,發現它的繼承制度與台灣漢人社會及許多原住民族群不同,傳統排灣族的繼承制度是以長嗣繼承,第一個見到太陽的孩子就是這個家的種子,不論男生與女生,就成為要延續家族生命的個體。基於這樣的認識,就沒有「出嫁」與「娶入」的婚姻概念,長嗣就得留在家中,傳承家族的生命。排灣族認為的婚姻就是兩個人在一起生活,所以習慣以「入婚」的稱呼來表示婚姻的型式,所以不論男生到女生家,或是女生到男生家,不會以男生為本位,而有迎娶或入贅的觀念,僅僅就是一種入婚的關係;不會因為男生到女生家,男生的地位就貶低,或是女生到男生家,女生的地位就貶低,婚姻關係中的男女雙方親屬,也受到同等的待遇。就這樣的一個婚姻制度確實是較漢人社會更具性別平權的思想與行為。
    近幾年來由於性別平等教育的趨勢與呼籲,學術界也開始對原住民社會的性別文化有一些探討。部份的研究者在探討到傳統排灣族性別文化時,常因為接觸到其繼承制度就歸納排灣族是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而一部份的排灣族族人也隨著學術與社會氛圍的影響,認為己族是一個性別平等的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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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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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灣族部落mamazangiljan在日據時期開始被稱為「頭目」,甚至有頭目章的頒發。頭目的意思是什麼?根據幾本重要的辭典之解釋,中文大辭典稱:「頭目為元代領軍官之稱號;或猶今日軍隊之班長」(林尹高明,1993)。辭源稱:「頭目為一群之長」(商務印書館,1991)。國語辭典稱:「頭目為元代軍官的首領;或是指一群人中的領袖,舊小說中常用來稱盜匪頭子」(教育部重編國語辭典編輯委員會,1981)。這些辭典對頭目之解釋歸納有三:一為元代軍官的首領;二為一群人中的領袖;三為舊小說中用來稱盜匪的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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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媽媽,帶我去跨年!」
時序進入2009年12月的最後三天,就讀小二的孩子每天放學回家就會發出「天真又認真」的要求,希望我能在12月31日當天晚上帶他去「跨年」。對於孩子的要求,我著實覺得又好笑又驚訝。才小二的孩子呢,懂什麼「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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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前電視上報導有關彰化縣二水鄉廟前坑步道及坑內坑步道旁規劃二水疏伐木生態工程示範區(如圖一、二),這是林務局南投林區管理處利用較無經濟價值之中小徑疏伐木來作為治山防災工程之主要結構物。看到這一幕令筆者馬上想起在排灣族老七佳部落的水土保持設施,二者幾乎是完全相似的智慧與工法。二水的疏伐木生態工程應是現代生態工程學家博覽群籍之後的傑作,但是為什麼排灣族的水土保持智慧卻少有機會受到重視,筆者一直希望政府或學界能多探討並應用原住民的各種醫藥療法、環境保護、生態保育等等智慧,相信對社會或環境能起相當大的貢獻。
    排灣族是一個以農耕為主要經濟生產方式的民族,其耕作的方式係採取山田燒墾制的農耕型態。族人在選定了某一塊山坡地欲進行耕作時,會先將雜木或雜草砍除,至於林地中的較大樹木,則仍會保留下來。這些雜木被砍除之後,會在原地晒乾,小樹枝或雜草就會在原地燒毀並作為肥料,至於稍大的樹枝或樹幹就會被整理在田裡的某一角落。接下來就開始整地,整地時,會將最大的石頭搬到田裡的某一角落,中型或小塊的石頭就堆成一橫列,作為小小擋土牆的功能,可以防止雨水沖刷時,泥土被沖走,在興建擋土牆時,除了使用整地的石塊以外,也會使用之前所砍下來的樹枝先圍成一段一段矮矮柵欄,以擋住石塊順著斜坡滑下去(如圖三、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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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是歲末天寒的時候,這種外在的冷酷感、盡頭感,讓人不自覺地向內求暖、內觀,能夠靜心去看一年來發生的種種事件、經驗,於是人總是有許多所謂的年終感言。一篇學生轉寄來的「高材生人情世故零分」的分享,讓我的年終感言,有了匯聚的出口主題:千萬不要在「群體」的「自我感覺良好」中養成「自毀前程」的慣習!
    〈高材生人情世故零分〉文章裡,或許讓人感到「痛心」與「心寒」的是「老師」的「痛心」與「心寒」;但造成這種「痛心」與「心寒」,豈止是「個體」的「人情世故零分」,而是一種面對病態的「群體」的「自我感覺良好」、一種集體的「潛意識」「慣習」的無能為力。這讓我連結到前幾天與同事吃飯間提到的一個請學生吃飯的問題。巧合地是,「高材生人情世故零分」文章同樣也是衍生自老師請學生吃飯的事件,難怪老人家說,「民以食為天」,好像所有的問題都從飲食問題開始,也回到飲食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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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排灣族的各種祭典儀式中概以「五年祭」( Maljeveq)最為重要,五年祭的淵源有不同說法。
    日本學者宮本延人等認為,排灣人相信祖靈或神祗自大武山南下尋訪各部落賜福族人,然後又折回大武山,來回總共需五年時間,故有「五年祭」之說(宮本延人著  魏桂邦譯,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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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途島」[1]的高等教育:台灣高等教育的困境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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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敦浩 國立中山大學企業管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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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二十年間,台灣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階段」(universal higher educa- tion),最近的新聞是台灣的博碩士畢業生人數將突破百萬人數。一個有百萬博碩士畢業生的島嶼,將會有什麼樣的困境與未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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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東亞社會成長的學子而言是很辛苦的,人們急切地渴望獲得更高的文憑,於是大學的文憑是不夠的,因此需要有碩士與博士的進修,這彷彿像是一種傳染病似的社會現象,我對這種症候群的看法,戲謔地稱之為文憑病(diploma disease)。文憑病這個名稱主要來自Ronald Dore的經典著作,不過我的論述手法與焦點,其實與Dore這本書調性很不一樣。Dore這本書的基調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處於急度的困境中,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努力地追求著文憑,而不是追求好的教育。儘管事實上Dore的立場是站在新殖民主義的英國態度來檢視這些所謂的後發國家(late-development countries),他的部分描述其實也相當符合目前東北亞國家中的教育處境。事實上,他所檢視的其中一個個案就是鄰近的日本。在全球發展中的區域裡,Dore指出學生都為了教育文憑感到焦慮,特別這是構成足夠的條件,讓學生能夠在現代的經濟部門中獲取工作。換句話說,學校教育變成一種競爭的場所,在學校的階梯裡如果可以爬得夠高的話,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文憑價值。我某個部分非常同意Dore這樣栩栩如生的描述,特別是關於家長、學童與教師對學校教育目的的感知,但是Dore的分析模式卻無法滿足我的關切,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機制導致文憑病的產生與繁衍,這也是為什麼要從Bourdieu觀點著手。
假若不是在東北亞文化圈(包括台灣、中國、香港、日本與韓國等)中長大的人,或許很難想像大學聯考、高中聯考或基本學力測驗這樣恐怖的學習經驗。在這些文化裡面,學習的目的已被化約為通過入學測驗這樣單一的目標,所謂成功的好學生可以獲得更高層級的學位。在台灣,一旦高中畢業之後,唯一的目標就是進入大學(雖然上大學在此刻不太困難,但要上台大等知名大學卻不是人人有機會),特別是排行榜名列前矛的大學,這正是莘莘學子單一標準的路徑。毫無意外,而且也不會有太多衝突的地方,只有少數比例的學生能夠達成這個任務,考上排行榜前面的學府,而剩餘的學生當然也注定要面對考試上的失敗。這樣好壞學校赤裸裸的分野,維持著其社會性的影響,即便這幾年來台灣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仍究一樣。很醒目的證據就是大多數學校把學生入學考試的表現視為其辦學績效的成果,而學校的文化與文憑主義成為生產的條件。這種不健康的生產條件導至無法想像的變態教學方法,以及嚴格的課業壓力重重地壓在每個學生的身心靈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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