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教育與文化觀察

近二十年間，台灣高等教育已經進入「普及階段」(universal higher educa- tion)，最近的新聞是台灣的博碩士畢業生人數將突破百萬人數。一個有百萬博碩士畢業生的島嶼，將會有什麼樣的困境與未來呢？

在東亞社會成長的學子而言是很辛苦的，人們急切地渴望獲得更高的文憑，於是大學的文憑是不夠的，因此需要有碩士與博士的進修，這彷彿像是一種傳染病似的社會現象，我對這種症候群的看法，戲謔地稱之為文憑病(diploma disease)。文憑病這個名稱主要來自Ronald Dore的經典著作，不過我的論述手法與焦點，其實與Dore這本書調性很不一樣。Dore這本書的基調認為在發展中國家的教育處於急度的困境中，因為這些國家的人們努力地追求著文憑，而不是追求好的教育。儘管事實上Dore的立場是站在新殖民主義的英國態度來檢視這些所謂的後發國家(late-development countries)，他的部分描述其實也相當符合目前東北亞國家中的教育處境。事實上，他所檢視的其中一個個案就是鄰近的日本。在全球發展中的區域裡，Dore指出學生都為了教育文憑感到焦慮，特別這是構成足夠的條件，讓學生能夠在現代的經濟部門中獲取工作。換句話說，學校教育變成一種競爭的場所，在學校的階梯裡如果可以爬得夠高的話，就可以獲得更高的文憑價值。我某個部分非常同意Dore這樣栩栩如生的描述，特別是關於家長、學童與教師對學校教育目的的感知，但是Dore的分析模式卻無法滿足我的關切，到底是什麼樣的文化機制導致文憑病的產生與繁衍，這也是為什麼要從Bourdieu觀點著手。

今日我們對於兒童的印象，大致是建立在西方18、19世紀以來不斷開展的普世價值：一是「兒童是生命中的一段時期，這段時期的特徵是兒童是社會依賴、無性的、享有幸福的義務，以及受到保護和訓練的權利，但是沒有個人或是社會的自主性」(James, Jenks & Prout 1998: 62)；二是兒童是不斷發展(becoming)的生命，兒童的成長就是個人能力和社會適應的發展。這種發展模式將兒童與成人分置於兩個世界。兒童屬於自然的、簡單的、非道德性的、非社會性的、人格未成熟和等待長大的(person-in waiting)，而成人則是具有文化的、複雜的、道德的、社會的和人格成熟的(personhood) (Prout & James 1997; Wyness 2006)。

從1990年代末期，台灣社會似乎進入了一個「對於大腦瘋狂和癡迷」的時代。如果我們以0-3歲（3歲定終身）、胎教、嬰幼兒（兒童）腦力、全腦開發、兒童潛能開發、莫札特效應等作為關鍵字，找尋相關書名或是資訊，得到的結果是嬰幼兒（兒童）腦力12冊、嬰幼兒（兒童）大腦27冊、嬰幼兒全腦17冊、0-3歲（3歲定終身）197冊、兒童潛能開發4冊、胎教225冊、腦力開發221冊、全腦開發91冊，莫札特效應3冊，全部加起來一共約是797冊。「打造黃金頭腦」、「全腦開發」、「兒童腦力開發」這些新名詞的出現將原本的教養競爭，甚至提前到胎兒發育期。「不要讓孩子輸在起跑點」的口號，不是指小學或幼兒園，而是提前到0到3歲之際。

「台灣教育與文化觀察」發行感言